11月11日，百余家民间公益组织将在北京发布中国基金会评价榜，旨在呼吁基金会与草根公益组织之间建立积极有效的合作关系。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试图从操作性基金会转型资助型基金会，然而捐赠人不理解、不支持的态度以及草根公益组织专业性不高、执行项目效果难以预估的现状，使得公募基金会转型步履维艰。

京华时报记者侯雪竹李晋

公募基金会陷转型困局

我们原计划每年的资助款从1000万到2000万逐年倍增，但最终没能拿出这些钱，主要是筹款并不理想。

“我们成立资助型基金会后，在与草根公益组织合作时，有的钱还没到，组织就不见了，有的行政力建设得很好，但账一塌糊涂，可能连白条都没有”，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基金会负责人说。

事实上，自2010年开始，一些全国大型公募基金会就纷纷宣布，将从操作型基金会转向资助型基金会，即基金会由筹资后自己做项目，转变为培育和资助草根公益组织。

全国公募型基金会与草根民间公益组织的合作由此展开。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是仅有3年“会龄”的年轻公益组织。

成立之初，基金会就立意办成资助型基金会，尝试将募集到的资金，资助给常年从事慈善救助工作的优秀民间组织，由他们按照基金会救助要求，直接救助最需要的对象。

虽然从2011年，基金会即开始启动“童缘资助项目”，投入3000万元资助了214个民间公益项目，然而后续的资助款从何而来？基金会如何继续坚持走资助型道路对于工作人员来说，仍处摸索阶段。

而中国扶贫基金会与草根公益组织的合作更早。2006年起，基金会已尝试资助型探索，2007年，明确提出由操作型基金会转成资助型基金会。着重资助乡村和教育领域的草根公益组织。

但直到今年，扶贫基金会的转型才正式进入最具突破性的阶段。

在今年8月19日举办的“美丽中国·首届乡村发展公益论坛”上，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正式宣布，未来3年内，基金会将投入2500万元用于支持农村社区发展，支持的内容包括社区人才培养、社区发展支持、社区能力陪伴三个层面。

即使有所突破，仍与扶贫基金会最初的设想不同。

刘文奎说，“我们原定的计划，是每年的资助款从1000万到2000万逐年倍增，但是最终没能拿出这些钱”。他说，不是基金会不想出资进行资助，而是非定向资金的筹款并不理想。

遇到这个问题的公募性基金会并不少。

据相关专家表示，截至目前，还没有一家大型基金会顺利地完成从操作型基金会向资助型基金会这一转身。

资助型基金会是未来趋势

你手里的钱不如那些草根NGO花钱的成效大，拿的钱多又做不了落地的项目，捐赠人会质疑的。

尽管理想中的转身如此艰难，但却有越来越多的公募基金会加入到转型资助型基金会的过程中。

刘文奎说，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公益也要有分工，比如一些历史悠久又积累了很好资源的基金会应该有责任发挥优势去筹资，筹款的一部分应该去资助有能力却没有很多积累的专业人士和机构，这样，这个行业才会良性循环。

此外，扶贫基金会也遇到了现实问题。

刘文奎说，扶贫基金会是基金会里人数最多的，“主要是我们重视项目的操作和质量，生怕哪个项目做不好，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筹的钱越多，就越需要人去操作，然后项目做好了，又会筹来更多钱。这就像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什么时候算是一个界限呢？”

这影响了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资助型基金会的运作模式成了扶贫基金会的首选。

2012年，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成立新工场协力中心，这也标志着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转型的开始。

青基会新工场协力中心总干事贺永强把资助草根公益组织视为非做不可的市场选择。

贺永强说：“你手里的钱不如那些草根NGO花钱的成效大，拿的钱多又做不了落地的项目，捐赠人会质疑的。”

贺永强表示，公募基金会势必要把自己的公募权释放给草根组织，这就要求草根组织和资助型基金会共同发展。

随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等多家全国公募型基金会开始寻找契机，尝试转型。

公募基金会遭遇筹资难

捐赠人认为把钱给你是信任你，你怎么又把钱给别人？我还不如把钱直接给别人呢。

在各大基金会转型的道路上，最不愁资源的公募基金会却遭遇筹款难。

资助型项目的资金只能用非指定性捐款。

但现状是，大多数捐赠者在捐赠时就会指定一个特定的项目作为资助对象，而不是捐赠非指定性资金。

刘文奎说，原来扶贫基金会都是拿着项目去筹款，但现在要做资助，就必须先有资金。

儿慈会遇到了相同的情况，基金会传播部助理姜莹表示，中国的捐赠人更愿意捐赠给直接的救助项目，而不是资助型项目，这就给资助型项目的募款带来很大的困难。

扶贫基金会资源发展部承担了基金会的大部分筹款任务，在向捐赠人就资助型项目募款时，该部门负责人丁亚冬坦言，“要捐赠人接受‘采购NGO服务’很难，他们会把这个与工程转包联系起来，对方会认为把钱给你是信任你，你怎么又把钱给别人？那我还不如把钱直接给别人呢。”

遇到这样的情况，丁亚冬会告诉捐赠人，很多事情是扶贫基金会做不完的，需要很多社区组织来合作实行。

即便如此，多数捐赠人仍不能理解，扶贫基金会想出了“折中的办法”——用自己的项目进行筹款，并同时告知捐赠人该项目将由合作的草根公益组织来具体实施，扶贫基金会进行监管。

对此，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章高荣表示，对于公益组织来说，中国现有的公益政策及公益环境更适于非公募基金会做资助型基金会的探索。

草根组织执行效果难保障

当前草根组织的多数项目没有专业团队执行，项目的科学性、透明度、效果评估等方面都达不到专业要求。

一边要面对捐赠人的不理解，另一边则是草根公益组织的不确定性。

儿慈会童缘项目负责人刘京韬表示，当前草根组织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多数项目都没有专业团队执行，项目的科学性、透明度、效果评估、公众参与等方面都达不到专业要求。

刘京韬举例，有些草根公益组织的项目在计划时间内不能完成或者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基金会的评估和下一期的资助也会相应推迟。

“如果我们第一次合作不能交出满意的答卷，他怎么会再信任我们？把钱继续给我们做资助？”刘文奎的反问成了很多捐赠人的疑虑。

项目执行效果欠佳、捐赠人不满，最终这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让资助型基金会的转型难上加难。

放开公募公平选择

在公募基金会的转型过程中，应当有相应的机制配合，比如成立联合劝募中心，使得社会组织在募款时有其独立性，公平接受捐款人的选择。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表示，在国外只有旨在帮扶其他公益组织才会设立基金会，这与国内的现状完全不同。

她表示，中国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转型困境是因为中国的相关公益政策将公益组织的募款资格、免税资格及注册门槛“割裂”。如果政策本身对所有的社会公益组织开放，公益组织依据自身情况自由开展公益活动，这样就不会出现机构希望募款而成立基金会，出现资源不均衡的现象。

在她看来，在公募基金会的转型过程中，应当有相应的机制配合，比如成立联合劝募中心，使得社会组织在募款时有其独立性，公平接受捐款人的选择。

这样既可以解决草根组织没有合法募集资金的身份而陷入“筹资难”的困境，也可以解决公募基金会由于公众捐款大多带有指定性，而面临的募集“资助型”资金的困难。

今年坚持走资助型道路的儿慈会推出了“童缘联合劝募计划”，儿慈会的考虑是在联合劝募的过程中，公益组织为展示自己，会更加注重项目的专业化、公开透明度、机构执行力。

儿慈会童缘项目负责人刘京韬认为，我国的“资助型”公益模式，不能是“依赖型”模式，即基金会仅仅提供资金资助，公益组织才能存活和开展工作。

在无法达到项目预期的情况下，扶贫基金会也放弃只做资助型基金会的想法。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说，“我们应该是一个混合型机构，既有操作，也有资助，两者结合，根据需要来定”。

随着越来越多公募基金会放弃单一执行项目，转型与草根公益组织达成合作，资助、帮扶草根公益组织成长，捐赠人、基金会、草根组织所构成的新公益生态系统还在不断寻找着最佳模式。